馬是人類千年的知己。
2026年是馬年,那我們就來「馬年說馬」,一起看看寶爾博物館裡有哪些「馬」的故事。從漢代與唐代的陶馬,到苗族銀馬鞍,再到加州的人馬畫像,不同文化中的馬,各美其美,為馬年增添吉祥。

馬是人類千年的知己。
大約在距今五千年前,人類開始用套馬桿馴化野馬。從那一刻起,奔騰不羈的草原之王走進了人類的生活。馬成為農耕的助力、征戰的坐騎、遠行的夥伴與身分的象徵,並逐漸進入藝術與審美的世界。人與馬之間,由此結下了綿延千年的情緣。
在寶爾博物館豐富的館藏中,有許多與馬有關的雕塑和繪畫。它們跨越千年,跨越地域,向觀眾講述不同文化中「馬」的意象與精神內涵。
在中國早期歷史中,馬不僅是交通與軍事的重要資源,更逐漸被納入國家制度與禮儀體系之中。從商周時期的貢馬與祭祀,到西周「執駒之禮」所承載的政治象徵,再到漢代「天馬」觀念的確立,馬的形象不斷被賦予權力與神聖的意涵。
中國早期馬種主要源自北方草原的蒙古馬,體格矮健,耐力強,是農耕與戰爭的重要夥伴。至漢武帝時期,隨著張騫出使西域,烏孫、大宛等地的良馬傳入中原。大宛馬被漢人譽為「天馬」,其體態修長、四肢挺拔,與傳統蒙古馬形成鮮明對比。這一馬種的引入不僅提升了漢朝騎兵的戰鬥力,也逐漸影響了人們對於「良馬」形象的審美取向。修長的體態、昂揚的姿勢與騰躍的動勢,開始成為後世馬藝術的重要範式。
漢代陶馬:威武神勇

陶馬(中國展廳展品)
東漢(公元25–220年)
陶
海瑟·薩克雷(Heather Sacre)捐贈
2001.6.1a–c,2001.6.2a–c
中國展廳陳列的這兩匹東漢陶馬,正體現了這種轉變。頸項高聳,雙耳直立,神情凝定;圓凸的眼睛與外張的鼻孔,強化了面部的張力;整齊的鬃毛與打結的尾部,透露出規範化的飼養制度;微啟的口部與稍稍抬起的前腿,使形體在靜態中蘊含動勢。這正是漢代馬雕塑的典型氣質——雄渾而不失秩序,蓄勢而不張揚,靜中見動。
唐代陶馬:盛世氣象

陶馬(Norma Kershaw演講廳外)
唐代(618–907)
中國 | 陶,顏料
55.9 × 57.2公分(22 × 22 1/2英寸)
露西爾·喬伊斯與馬歇爾·利夫·摩根遺產捐贈
2005.18.13
如果說漢代陶馬在厚實與內斂之間建立了造型傳統,那麼唐代陶馬則在盛世氣象中將這一傳統進一步加以延續與發展。
這匹唐代陶馬,頸部彎曲而富有彈性,頭部微側向下,前腿高抬,姿態舒展。圓潤的腹部與豐厚的臀部,使整體體量顯得飽滿而穩健。與漢馬相對內斂的氣質不同,唐馬在動作與體態上更為開放,線條流暢而富有節奏感。
古人講究「相馬」,不僅辨別優劣,也逐漸形成了對良駒的審美標準。好馬應頭部端正,眼神明亮,脊背有力,四肢修長而穩健。人們相信,從馬的體態與神情之中,能夠看出其力量與性情。所謂「千里馬常在,而伯樂不常有」,強調的正是識馬者對其形與神的洞察。唐代陶馬所呈現的昂首挺胸、筋骨舒展,正契合了這種對「良駒」的理想想像。
馬鞍與垂飾的細節,以及殘存的彩繪痕跡,提示它不僅是軍馬形象,更與騎乘文化與禮儀生活密切相關。唐代社會對外交流頻繁,絲綢之路往來密切,良馬既是軍事資源,也成為身分與審美的象徵。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,馬雕塑在體量、姿態與裝飾性上呈現出更加自信而舒展的面貌。
好馬配好鞍

馬鞍,20世紀
展陳地點:中國展廳內苗族銀飾
中國貴州省苗族
銀
捐贈人:Richard and Mary Cramer
2009.16.1
一匹駿馬若沒有與之相稱的馬鞍,便難以真正展現其風采。馬鞍不僅是騎乘的工具,更是人與馬之間身分與地位的延伸。在苗族社會中,這種延伸被銀質馬鞍推向極致。
銀飾在苗族文化中具有深厚而多重的意義。民族學研究指出,苗族歷史上經歷過長期遷徙與流動。在這一過程中,白銀因其可熔可塑、便於攜帶且易於保存價值,逐漸成為重要的財富形式。將財富轉化為銀飾佩戴於身,不僅方便隨身攜帶,也使物質資源與個人身分緊密相連。
與此同時,銀飾亦被賦予驅邪避凶、祈福納祥的象徵意義。在婚禮等重要儀式中,成套銀飾常作為嫁妝由母女相傳,既體現家庭的經濟能力,也承載對新生活的祝願。有資料記載,一套完整的苗族銀飾可重達數十斤,其分量不僅來自金屬本身,更來自其中凝聚的家族記憶與族群認同。
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,銀質馬鞍便不僅是一件裝飾性的工藝品,更是一種身分與禮儀的象徵。它將銀飾傳統延伸至馬背,使騎乘之具轉化為禮儀與身分的象徵,成為苗族社會視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這件銀質馬鞍通體飾以寓意吉祥的傳統紋樣。龍、鳳、魚及人物形象交織其間,層次分明,象徵幸福、繁衍與家族延續。紋飾層層鋪陳,結構對稱而繁密,既展現工匠精湛的錘揲與鏨刻技藝,也體現苗族裝飾藝術的審美傳統。銀光流轉之間,祝福與榮耀被凝固於金屬之上。
馬是身分的象徵

油 畫
何塞·安德烈斯·塞普爾維達先生騎馬肖像(騎馬像),約1856年
亨利·約瑟夫·佩內隆(Henri Joseph Penelon)作品
布面油畫;43 × 35英寸(109 × 89公分)
2429
這幅創作於1856年的油畫中,一位身著華麗服飾的牧場主端坐馬上,神情從容而自若。他是何塞·安德烈斯·塞普爾維達(Don José Andrés Sepúlveda),19世紀南加州最具影響力的大地主之一。其名下的聖華金牧場(Rancho San Joaquin)覆蓋了今日橙縣(Orange County)的大部分區域,是加州牧場經濟鼎盛時期的重要象徵之一。
畫中,他騎在一匹名為「黑天鵝」(Black Swan)的馬上。這匹馬自澳大利亞引進,是當時罕見的優良賽馬。塞普爾維達以豪爽好客與敢於豪賭聞名,曾以「黑天鵝」挑戰加州州長皮奧·皮科(Pío Pico)的名馬「薩爾科」(Sarco)。1852年,兩人在洛杉磯展開了一場長達9英里(約15公里)的賽馬對決,賭注高達25,000美元,並另加1,500頭牲畜,包括牛群與馬匹。
比賽當天,南加州觀眾蜂擁而至,沿途圍觀,並下注助興。道路兩側野芥菜高達十英尺(約3米),人們往往只能看到起跑與衝線的瞬間,其餘賽程多被草叢遮蔽,反而為這場較量增添了傳奇色彩。最終,「黑天鵝」贏得勝利。這場比賽不僅是一場競技,更是財富、勇氣與聲望的公開展示。
這幅「人馬畫」,與中國古代人馬畫的立意有著異曲同工之處。在中國繪畫傳統中,馬不僅是生產與戰爭的重要力量,更因其勇悍雄強的體魄與人格化的精神象徵,成為藝術創作的重要主題。畫家往往通過人與馬的並置,表達身分、志向與時代精神。
在這幅油畫中,高大偉岸的著名賽馬,以及其背上華麗精緻的馬鞍,與主人身上考究的服飾相互映襯,使人聯想到牧場主時代特有的英雄氣質。
這幅作品的作者亨利·約瑟夫·佩內隆(Henri Joseph Penelon)出生於法國里昂,19世紀中葉活躍於洛杉磯,從事油畫創作,同時也是當地少數從事銀版攝影(daguerreotype)的早期攝影師之一。在視覺記錄尚屬新興領域的時代,他既以畫筆,也以鏡頭,為南加州社會留下了珍貴的圖像檔案,是加州早期視覺文化的重要見證者。
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,他為當地名流創作了這幅作品,通過對人物與馬匹的細膩描繪,使其超越單純記錄,成為一個時代的生動縮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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